路易·艾黎红色故事：中国革命图景的缩影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毅然决然的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风雨同舟，携手同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在中国工作生活60年，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路易·艾黎在中国革命中的红色故事，映照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图景，浓缩了所有对华友好人士的卓越与伟大。

　　1.目睹不公救苦救难

　　1927年4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九天，路易·艾黎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经朋友介绍，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谋得一份消防督察的工作。这项工作很辛苦，可以“如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包括直接接触工作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但是，随着对中国情况更多的了解，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

　　在督察中，艾黎亲眼目睹了工厂的一切，想不到上海工人竟是在这样拥挤、简陋、昏暗的厂房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光洁的棉布和漂亮的玻璃器皿！最令他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上海一家缫丝厂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是童工，有的孩子不过八九岁。他们每天要在煮蚕茧的大槽前站十二个小时，不停地在水里理弄着蚕丝，手指被开水烫得又红又肿，两眼被蒸气熏得满是血丝。艾黎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总算迫使工厂主接受了改善劳动条件的一些要求。但类似的情况还多得很，有些化工厂甚至更可怕：搪瓷厂的锑中毒、电池厂的铅中毒……断送了不知多少童工一生的健康。为了弄清有害金属中毒的情况，艾黎和在上海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字叫马海德），到相关工厂逐个做了调查，马海德后来写出了当时关于中国工业公害对工人影响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在此期间，艾黎还对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等也作了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人尽量施加压力，并采取措施设法消除在涂铬车间或制手电珠车间等影响工人健康的一些公害。与此同时，艾黎把几个小厂的童工送到他们建立的食堂去进餐。随着调查的深入，艾黎认识到上海工厂存在的问题还不只是劳动条件和安全措施太差，更难改变的是那罪恶的制度。

　　2.绥远救灾领养孤儿

　　1929年夏，位于绥远的萨拉奇地区发生了大旱灾。逃荒的难民从远近农村一齐涌向萨拉奇城区。萨拉齐当时土匪横行无忌，地方官员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整个萨拉齐是个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饥荒而猛增到原来的3倍，达到10万人。许多难民没到萨拉奇城区便病饿而死，被扔进城沟。此种情景令人难忘。艾黎利用工部局工作的休假日志愿参加华洋义赈会组织修建民生渠的救灾活动。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条80里长的水渠。艾黎从上海搭“蓝色快车”到北京，然后转车去萨拉奇，火车上巧遇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艾黎在萨拉齐工作了三个星期，华洋义赈会工程主任托德交给他的任务是：在修建水渠进水口之前，抢时间挖柱坑竖杆架设电话线，以便为修渠工作沟通联系。艾黎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立即投入工作，电话线在乡间拉得很长，从萨拉齐算起有好多公里。最后，他们把电话线终于拉到了黄河上磴口的进水工地，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仓库。

　　几个月后，听说有一批绥远灾区难民的孩子被送到了上海的难民收容所，艾黎便去那儿认领了一个孩子，艾黎为其取名为阿兰，这样起名是因为绥远曾是阿兰人生活的地方。阿兰出生在毕克齐的农家，14岁，农民模样，面容憨厚。1930年1月，艾黎为阿兰办完了收养手续，以后改名叫段士谋。艾黎在上海期间共领养过两名中国孤儿，次子是王季香（后改名黎雪），他曾经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名小侦察员。1932年湖北洪水泛滥，王季香失去双亲后被送进了武汉的孤儿院。艾黎当时正在武汉参加赈灾、修堤的工作，他目睹了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的惨状，便从孤儿院认领了这个11岁的孩子。后来，艾黎教育培养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洪湖送粮贺龙补谢

　　按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规定，工作四五年后，可以有一次探亲假，为期8个月，工薪照付。艾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新西兰）应该是在1931年下半年。但就在这年夏天，洪湖苏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受灾民众达800多万。这是一次震惊世界的大水灾，甚至当时的国联（即现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也出面救济。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艾黎于1932年初受国际联盟委托，从上海只身来到武汉，以国际救灾机构成员身份，为洪湖灾区发放国际救灾物资，协同政府展开“救灾”工作，艾黎的一位朋友贝利老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次“救灾”工作，对艾黎说来，是一堂很生动的政治课。艾黎在其著作《与洪水战斗的人》中记述到：“国民党政府真是腐化到了疯狂的地步。救济工作只不过是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遮羞布。他们什么真正工作也不做。各地修补堤防完全出自民众的热情，凭他们的双手来抵御下一次洪水的到来。这是一场群众和贪赃枉法的官僚的斗争。后一种人把他们从救济物资中捞来的钱飞快地换成美金，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存进外国的银行……”艾黎沿着长江南行，视察水情和堵堤的工作。他经洞庭湖来到了长沙，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健。艾黎“希望何健能杜绝官僚对救灾物资的贪污盗窃活动，同时对修补堤防给予大力协助”。但结果是：“他冷淡地接见了我。我对他说明了许多事实。于是他便大放厥词，骂起共产党来……他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素来是常有水灾的国家，而且中国的人口是那么多，淹死一些也无关紧要，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的问题不是救济水灾、修补堤防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剿共，拥护蒋委员长，扩大军队，保护秩序，使世界各国的人可以来中国做生意……”

　　这种看法正代表国民党所有封建买办官僚的看法。洪水和人民的死亡，对他们说来，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所害怕的是共产党。艾黎计划拨出国外运来救济的粮食和物资供应灾民，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劳力，把他们组织起来，积极展开修补堤防的工作。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考虑这个意见，反而认为难民就是共产党，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和屠杀。艾黎谏言负责国外救济物资的外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请求，即由他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设法来处理灾民的疏散问题，借此取得处理一部分救济物资的权利。这个权利艾黎算是终于取得了，通过这个方式灾民才算得到了一些粮食，可以自力更生。这样，他们逐步离开了这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

　　但剩下的救济物资，难道就留给国民党政府搞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吗？艾黎巡视过武汉外围洪水泛滥的地区，有的地方，老百姓靠自己的力量，在日夜修补堤防，抵御新的洪水袭击，洪湖苏区及其附近地区就是如此。但是由于洪水冲走了庄稼，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饥饿。为什么不把粮食和其它救济物资运送一部分给他们呢？但这个计划要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却是比上天还难。

　　艾黎找到了一个让国民党政府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理由，那就是武汉地区防洪没有什么动静，而在武汉的上游老百姓却在热火朝天地修补堤防，以堵住大水淹进武汉。这样一些人，不管怎么说，有权利得到救济的物资。这些人就住在洪湖外的新堤一带。国民党政府拗不过艾黎的坚持，只好同意送几船粮食前往新堤。但为了保证这些物资不落进共产党手中，国民党政府还特派一批“丘八”（对兵士的贬义旧称）跟随。1932年2月，艾黎亲自押运着3艘装有粮食和药品的驳船从武汉驶向洪湖。这支船队在还没有完全到达目的地之前，两边岸上就响起了枪声。事隔31年后（1963年夏天），贺龙在北京再次见到艾黎时，再三感谢他当年的雪中送炭。贺龙以半幽默半严肃的口吻对艾黎说：“艾黎同志，我们很抱歉，1932年你给我们送粮食来，我们还放了枪；但是我们相信，你会谅解，也会同意；这几枪放得非常得体，非常必要！”

　　4.观念转变深研马列

　　在上海期间，艾黎常利用公休假日到周边地方去看看。他去了杭州、宁波、苏州等地，参观一些感兴趣的地方。在假日出游中，艾黎逐渐由人微言轻的旁观者转变为注重社会分析的参与者。无锡的一次出游，标志着艾黎思想上明确的转折。

　　1929年3月，艾黎在去无锡的旅行途中，看到了一桩怵目惊心的事情。六位年轻的缫丝工会员工因组织罢工、争取改善待遇而被作为“共产党”遭到残杀，这件事震撼了他的灵魂。当时的艾黎和在上海的绝大多数外国人想法差不多，还没有什么牢固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一些行善的大道理和循规蹈矩地尽力工作。艾黎带着疑惑向一位英国朋友亨利·巴林博士请教，他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并担任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巴林博士对艾黎说，你最好还是读点书，并给了他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艾黎认真地研读了这本书，此后几年又阅读了大量相关社会进步的书籍，并与巴林等人探讨交流。有一次巴林和一位名叫汉斯·希伯的外国人来看艾黎。他们向艾黎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组织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个主意与艾黎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他们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于是上海的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就成立了。这个小组的成员不仅有上海不同国籍的外国人，还包括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国同志。在外国人的成员中，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英国工程师甘普霖、奥地利进步女青年魏璐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4位女干事……。他们不单研究马列主义，还不时探讨时事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法西斯的兴起、蒋介石的反共“围剿”、上海的阶级斗争等等。除此外，他们还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把他从消防队调到工业管理部门（工业科），任命他为公共租界的工厂督查长。艾黎已经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并且也学会了一些斗争的策略。艾黎开始明白，是谁造成了今天中国人民的苦难，是谁在领导人民为寻求解放而斗争。

　　5.家藏传单秘设电台

　　上海愚园路1315弄瑞兴坊4号，是路易·艾黎的故居。这幢英国式双开间三层砖木结构建筑建于1912年，东西向而建，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中有一间小工房，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1932年至1937年，艾黎曾在此居住，一住便是五年。这里见证了艾黎在上海的红色岁月及其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这个住所，原本是艾黎与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的英国电气工程师甘普霖共同租用。后来，艾黎在内蒙古救灾后领养的孩子阿兰（段士谋）和从洪湖孤儿院领养的第二个男孩迈克(中文名叫黎雪)也同住在一起。

　　由于租界工部局洋人的身份，再加上愚园路的曲径通幽，人们很难将艾黎的这间住所，与中共地下党员的见面点和避难所挂起钩来。事实上，自艾黎1933年加入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结识了马海德、史沫特莱、艾德加·斯诺、宋庆龄等著名人士，以及潘汉年、冯雪峰等中共党员，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们的家也就成为上海地下党工作者的一个隐蔽场所，有时把一些革命传单、文件或准备运往根据地的医药器械等物品存放在那里。

　　艾黎的这间住所，曾经掩护过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瀚笙，他以此成功躲避了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在艾黎的护送下登上远洋轮船，由此脱离了危险。与张学良联系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也在此居住，从民国24年的深秋，一直到民国25年上半年前往陕北。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因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进艾黎的住所。

　　1934年底，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将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甘普霖负责在夜间收发电报。甘普霖是个能干的技师，能修理从电器到手枪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也是马列学习小组的成员，这部电台是当时上海中共地下组织与长征中的红军保持联系的红色电波。1935年11月，宋庆龄等人在艾黎住所得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为此当即共同举杯为红军的胜利祝贺。电台发出的电波不时被特务察觉，在清查时险遭暴露。某一星期日，一个由巡捕、包探和工程师组成的检查小组，借由查找输电线漏电来到艾黎住所。情况紧急，这时已没有时间去拔掉顶楼发报机上的电线了，多亏艾黎、甘普霖巧妙周旋，以楼下“冰箱漏电”为由机智地引开检查组登上顶楼，保住了电台。

　　6.化名“比尔”护送“姑妈”

　　艾黎来华之初，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时。艾黎从英文报刊上读到了有关宋庆龄的报道。1929年6月，艾黎在参加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奉安仪式时，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在此前后，艾黎还通过阅读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对书中叙述的宋庆龄在武汉和苏联的个人经历有了初步印象。1933年，艾黎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真正结识了宋庆龄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从此以后，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在上海的岁月里，艾黎积极参与宋庆龄支持筹办的《中国呼声》杂志，用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还曾把宋庆龄得到的武器藏在自己住所，后经辗转运输，送到了红军手中。为了保密，艾黎在给宋庆龄寄信时总是称她为“姑妈”，而宋庆龄则称艾黎为“比尔”。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宋庆龄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于12月23日惜别寄托了无限情思的法租界莫里哀路28号中山故居，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晚年的艾黎还清晰记得当时安全护送宋庆龄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保护她安然登上船的情景：“她挎着我的胳膊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艾黎有一段时间没能同宋庆龄保持联系，直到1938年在香港又见到她。

　　7.亲赴山西涉险换钞

　　1935年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一位叫“查尔斯”的中国人带到上海的艾黎住所。这个人在艾黎家住了将近一年，有时利用艾黎的公务车作掩护外出活动，也有时托艾黎去替他转送地下党的传单或宣传材料。后来艾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刘鼎，是红军在西北的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到了1936年秋，刘鼎已被任命为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参谋，实际上是红军派驻在西安的代表。

　　1936年9月，从西安传来消息，希望艾黎去接受一项任务。艾黎抵达西安时，受到城里一队队士兵的彻底检查，最后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一天晚上，刘鼎来访并告知艾黎，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要艾黎携带红军从山西缴获的巨额地方钞票，去太原各大钱庄换回中央银行的法币，然后运到上海，再电汇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第二天一大早，艾黎在车站亲手接过刘鼎装有钞票的白色大帆布袋，搭火车离开西安，到郑州后换上北上的车，抵达石家庄，再换当时的窄轨火车抵达太原。在太原，艾黎就近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入夜后清理钞票，把钞票分包。次日早上，艾黎雇用了最漂亮的人力车，略带一点西洋人的傲慢，偶尔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冷静、镇定与车夫交谈，以免引起怀疑。艾黎抓紧在三个钱庄换钞，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他这个外国人刚光顾每一家钱庄前，计划成功了。随即艾黎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乘火车快速离开了太原。多年后，艾黎在自传中写道：“如果遭到盘问，我答不上来，必然引起怀疑，因为那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艾黎将换来的钞票带至上海，宋庆龄把换来的九千多元凑成一万元，最后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西安的刘鼎。一万元法币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开展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8.百万军毯支援抗战

　　军毯是重要的军需品,直接关系到前方战士的冷暖，对保障士兵战斗力有积极作用，因而间接影响到前线战况。抗战时期，装备军队的毛毯外购因日军封锁运不进来，人们始终没有看到买来的毯子。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艾黎等人的努力争取，“工合”同国民政府签订了制做百万军毯的合同。这是“工合”同政府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合作社运动的信誉至关重要。艾黎明白这次订单的重要性，所以他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困难，任务也必须如期完成！

　　据《艾黎自传》记述，“这项工作开始后遇到许多问题。早些时候由于制成品来自沿海，内地的纺织工艺已经退化。人们必须从头学技术。再就是羊毛——没有足够的羊毛！”艾黎克服重重阻力，积极开展工作，最终确定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和川康区办事处为主要承制单位，采取合作化方式，组织民众进行生产。为此他从重庆去阿坝的松潘，实地去联系组织购买羊毛和以物换取羊毛的事宜。艾黎在这块喇嘛与活佛的地盘上颇有几次冒险，但最后总算平安地返回了。不久，在宝鸡、西安、兰州等地，相继建起了多家毛毯合作社。到1942年底，工合总共生产了三百万条军毯，另外还有军服、布鞋、袜子、背包等多种军用物资，其中由甘肃兰州、天水、平凉三地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军毯就达100万条。艾黎以实际行动兑现了“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诺言，百万条军毯运动的成功开展，不但保障了战时的军需供应，而且还解决了当地民生问题。工合的产品对于西北地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9.筹建兵工险遭入狱

　　工合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了在延安地区开展工合运动，路易·艾黎于1939年亲赴延安，并在此设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指导站。在延安暂短的停留期间，毛主席三次会见了他。在第三次会见艾黎时，毛主席特别提到要艾黎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抗日的贺龙。

　　会见后，艾黎感到兴奋的不得了，他日以继夜画蓝图，做计划，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艾黎认为，既然工合把支援抗战当做自己的责任，为战斗在晋西北的贺龙将军建立一个兵工厂，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对工合来说也是义不容辞的。经多方打听，了解到那里最需要的是寻找铁矿石和炼铁的知识技术，艾黎就想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招募些炼铁工匠，由工合出资办厂。为此，艾黎通过洛阳晋豫“工合”事务所，联系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姓袁的负责人。1941年，艾黎带着有关的蓝图和资料前往洛阳，并约定在一个澡堂见面，讨论建厂计划。艾黎与姓袁的负责人一边洗澡，一边商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没有想到的是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就在艾黎洗澡的时候，姓袁的盗走了他衣袋里有关建厂的资料，并向国民党反动派告了密。国民党特务来了，艾黎拿出蒋介石私人顾问、西安事变调停人端纳为他弄来的有蒋介石签字的特殊通行证后，才得以脱身。姓袁的变节结果使往来于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遭到逮捕，甚至杀害。筹建兵工厂的计划就此流产了。后来驻华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询问该怎样办些必要的工场、小型兵工厂及其他设施，以帮助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全力打击日军，艾黎建议把相关建厂设备尽快空运到华北的指定地点，成立300个左右的小型机械工场，这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这个建议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办成功的几个小厂非常有用。

　　洛阳事件后，特务们虽然没有立即对艾黎采取行动，但在特务的档案里，艾黎又多了一个“通共产党”的罪名。1942年，国民党政府撤销了他“行政院技术总顾问”的职务，对他下了通缉令，要把他驱逐出境。艾黎感到说不出的苦恼。这时，像任何他遇到困难的时刻一样，周总理给予了他勇气和鼓励，“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需要他在中国继续工作”。加上艾黎还持有“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实地工作秘书”这个头衔，蒋介石无权剥夺它，也不敢剥夺它。这给艾黎继续做他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0.鼎力相助解放玉门

　　早在双石铺的时候，艾黎与何克就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因此，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一建校就受到当地国民党军警的密切注视。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向兰州推进了，河西走廊的解放指日可待。但是，在反动势力被彻底打垮之前，培黎学校的安全还是没有保障，特务们和马步芳匪帮随时可能搞破坏，用武力抢掠校产，或抓学生当壮丁。艾黎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保住学生，保住校产，把一个完整的、井然有序的培黎学校交给人民解放军。艾黎把老师和学生们召集起来开会，动员大家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学校的一草一木。为此，艾黎和学生进行了一场勇敢机智的护校斗争，并事先将学校的一些重要设备和运输车辆进行了拆卸隐藏。

　　1949年9月19日，山丹解放了。9月21日，一位解放军的军官来到学校，想借三辆卡车运送部队去解放地处焉支山下，与山丹军马场接壤的大马营。第二天黎明，解放军西进部队司令员黄新廷来到擂台艾黎住处，希望借学校的全部卡车和运输组的学生，运送部队向西挺进解放玉门油田。艾黎随即让学生把拆卸隐藏的车辆重新装好，从老矿井里把埋藏的汽油挖出来。同时，将培黎学校缝制的500套皮大衣送给解放军，把受伤的解放军送到培黎学校医院治疗。运输组把第一批部队送到大马营补给站之后，20辆卡车都上路了，这些车便去解放玉门油田外籍教师新西兰人魏美思是个畜牧专家，他驾驶学校里最大的一辆卡车，跑在车队最前面，车上一面大红旗迎风飘扬，运输组的学生全都当了司机。艾黎高兴地看到，旨在强健体魄和掌握创造性技术的学校教育已帮助学生们养成了善于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一行，从张掖急速行军抵达玉门，第三军军长黄新廷宣布玉门油矿解放。当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邀艾黎到酒泉会面，赞扬了培黎学校的成绩及学校对解放军西进的支持。

　　在中国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付出了最热血的革命激情，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邓小平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习近平主席评价说：“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接续传承弘扬以“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实践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路易·艾黎精神，讲好艾黎故事，把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促进中外民心相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郑庭海系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