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大佛寺，绝不仅只有寺……

　　丝路名刹张掖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因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又名“卧佛寺”，为历代皇室敕建的寺院。这里保存有全国最大的西夏佛教殿堂——大佛殿、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像和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永乐北藏》，是集建筑、雕塑、壁画、雕刻、经籍和文物为一体的佛教艺术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大佛寺现存古建筑包括山门、牌坊、钟楼、鼓楼、大佛殿、大成殿、藏经殿、土塔及金塔殿，总面积三万余平方米。现有大佛殿、佛教艺术陈列厅、佛教经籍陈列厅、土塔、山西会馆、金塔殿等展厅对外开放。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法会、正月十五庙会及其他一些佛事活动，吸引着大量海内外游客参观游览。

　　牌坊位于山门之后、正殿之前，昂头交错，重檐叠彩。两侧对称的钟鼓楼，钟南鼓北，相映成趣。雄踞中心位置是大佛殿，平面呈长方形，高20.2米，长48.3米，宽24.5米，面积1183.35平方米。殿宽9间、进深5间，真实体现了西夏大殿“九五之尊”的皇家气魄。殿身两层楼阁、重檐歇山顶，青瓦飞甍、朱柱环立，殿门两侧有佛经变故事砖雕。大佛殿四周墙面及上层板壁绘明清时期诸天礼佛、山海经故事、西游记故事及佛经变故事壁画，面积约530平方米。

　　历史记载，西夏时期有一位姓嵬咩(wei mie)的国师，一日敛神静禅时，忽闻天际有丝竹之声，寻声而至，从地下掘得金砖翠瓦覆盖的碧玉卧佛。国师遂发愿，修建了大佛寺。

　　张掖大佛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其华美庄严的建筑、旷远深厚的佛教艺术、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等，凝聚了张掖先民的辛劳和聪慧，它所承载的历史、艺术价值，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以及张掖多民族融合的鲜活史书。

　　卧佛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缮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这是对张掖大佛寺悠久历史的阐释，也是对佛祖释迦牟(mou)尼涅槃入定的真实写照。卧佛安睡在大殿正中1.2米高的仰覆莲花佛坛之上，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约4米，脚长5.2米。造像木胎泥塑，金妆彩绘，面庞贴金，头枕莲台，侧身而卧，双眼半闭，嘴唇微启，形像丰满端秀，姿态恬静安详。胸前饰"卐”(万)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

　　卧佛结构非常独特：木胎泥塑中空，木头搭成架子，用草泥贴塑，再金妆彩绘而成，这是将建筑技术与塑像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可谓是西夏国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大卧佛的腹内框架有上、中、下三层，头部单独有一间藏宝室，里面曾经藏满了历朝历代的佛教珍宝和历史文物。“文化大革命”期间，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卧佛腹下挖开一个洞，大量佛教珍宝散落一地，遭到极大破坏。今天，这个补过的洞口还清晰可辨，它就象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疤，永远留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

　　卧佛头部塑7.6米高的女像， 称“大梵天”，云髻高挽，彩带飘扬；足部塑7.6米高男像，称“帝释天”，面目威严，峨冠博带。卧佛身后塑5.8米高的十大弟子举哀像，殿南北两侧为十八罗汉群像。整组塑像造型精美，线条流畅，神态自然，栩栩如生。

　　西游记故事壁画

　　西游记故事壁画， 是大佛寺所存明清壁画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壁画之一。画面以连环构图的形式，描绘了唐僧取经故事中的“恨逐美猴王”“火云洞之战”“路阻火焰山”“四众西行”等情节。整幅壁画中，孙悟空三兄弟所持兵器及人物性格与《西游记》原著的描述都有区别。原著中描述猪八戒又懒又馋，好吃懒做，遇到危险总是贪生怕死，而壁画中描绘的猪八戒寻山探路、深涧汲水、降妖除魔，憨厚勤快。民间传说，唐僧西天取经途经张掖，《西游记》故事中的高老庄、晾经台、流沙河、牛魔王洞都在张掖。猪八戒想在高老庄讨媳妇，张掖就成了是他的丈母娘家，所以他只有好好表现了。

　　砖雕

　　大佛殿门前两侧是贴金雕绘的砖雕作品。长、宽各4.5米，用51块方砖雕刻拼接而成。左侧砖雕名为“祗(qi)园演法”，有联曰：“佛日增辉，万善同归登彼岸；法轮常转，十方瞻仰证菩提。”画面上方为释迦牟尼佛和左右胁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三像后方上部为无量诸天大众。砖雕横批，佛语为“入三摩地”。画面形象刻画了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时，在摩羯陀国祗园精舍设坛弘法的故事。

　　右侧砖雕名为“西方三圣”，对联“宝殿巍峨，无量人天咸敬仰；金身显涣，河沙凡圣共皈依。”横批“登极乐天”，祈愿佛教徒往生净土。画面中上方中央有主尊阿弥陀佛和左右胁侍观世音、大势至像，画面前方则展现了西方极乐圣境妙音环绕、宝池香洁的净土世界。整幅砖雕线条勾勒刻画之精湛，人物故事情节之传神，可谓“鬼斧神工”，为张掖大佛寺砖雕艺术的代表之作。

　　佛教艺术陈列厅

　　张掖大佛寺作为东西方艺术交流和西北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佛教艺术文化遗产。佛教艺术陈列厅里集中展示了张掖大佛寺遗藏、流传和征集的精品佛教文物。

　　“无上正觉”匾

　　这块木制雕匾，是清乾隆二十四年由信徒捐赠给大佛寺的，匾长3.6米，宽2米，边缘刻有三层图案：外层刻梅兰竹菊、琴棋书画、桃柑佛手、博古图案；中间一层四面雕龙凤，中部上雕金翅鸟，下雕宝珠；最里层全是卷云图案。黄底红字书写的“无上正觉”四个大字，苍劲挺拔，端庄秀丽。佛经上说，对佛法的修行有三个境界：“自觉、觉他、无上觉”，无上正觉是佛教信徒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块匾集书法、雕刻、彩绘、装饰于一体，已被收入《中华名匾》一书。

　　明代铜记事牌

　　1966年，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掘出铜镜、铜壶、钱币、佛经残片等一批佛教装藏物。其中有一块为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的铜记事牌，这块牌高49cm，宽44cm，铜板上沿饰做覆莲花瓣状，下沿为仰、覆莲台形，纹饰皆捶揲而成；正面錾刻有239个汉文楷体字，内容为明成化十三年张掖因地震而重修卧佛的记事。

　　这块记事牌的发现，填补了张掖大佛寺的敕建时间只存地方志记述而无实物证明的空白；从僧职名单中发现蒙古族主持和藏族侍佛督纲姓名，也进一步证实了藏传佛教对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另外，它记载的明成化十三年，张掖发生大地震，卧佛佛首倾颓，大佛寺随后重修。这对于研究大佛寺建筑、塑像的历史及我国古代地震灾害等情况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明代鎏金接引铜佛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中教化众生，接引念佛之人往生西方净土，故又称接引佛。因其宏大悲切的愿力、华美庄严的西方净土和方便简易的往生法门，千百年来深受佛教徒的崇奉。

　　佛像高178厘米，铜铸圆雕中空，螺发高耸，上有顶严。面庞饱满，双眉修长，双耳下垂，双目俯视，双唇微闭。身着通肩莲花纹袈裟，颈饰项圈，腰系环扣节裙带。整尊造像通体鎏金，丰满圆润，姿态优雅，神情庄重，为国家一级文物。

　　清代释迦佛铜坐像

　　张掖大佛寺遗藏明至清释迦牟尼佛造像30余尊，其中一尊清代释迦牟尼佛铜坐像堪称佛造像之精品。尊像圆雕范铸，螺发高耸，双耳垂肩，弯眉垂目；鼻梁挺直，嘴角含笑，着右袒式贴体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宝座之上。造像肩宽腰细，衣纹简洁，比例匀称，端庄秀丽，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悟道时的场景，为清代佛造像中的典型。

　　金塔寺西窟

　　张掖境内现存古代石窟寺有6座，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区，以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最为著名。这些饱经沧桑的石窟遗存，记录着我国早期石窟悠久历史的发展轨迹，吟唱着张掖灿烂文化的曲折变迁。现在我们看到的金塔寺西窟为北凉时期佛教石窟的复制石窟，按原石窟2：1的比例复制。石窟上方的金塔寺彩塑高浮雕飞天，凌空悬塑，若从天降，翩翩欲飞，在全国独一无二，被誉为“东方飞天之精华”。

　　金塔寺东窟

　　此窟为早期佛教的中心柱窟，四面分三层开龛造像。下层正中凿圆拱形大龛，内塑主尊阿弥陀佛像，龛外两侧塑菩萨；中、上层塑千佛或菩萨。信徒礼佛时，会围绕中心柱瞻仰诵念，从这些佛像的造型可以看出，古代雕塑者从抓住生活中的一瞬间出发，用艺术的形象活灵活现的将佛和菩萨等表现出来，使人百看不厌，留恋忘返。

　　大黑天壁画

　　原壁画绘于大佛殿十大弟子后的板壁之上，是大佛寺多元佛教文化交汇相融的历史象征。大黑天原是古印度的战神，进入佛教后，颇受密教崇奉。他身体呈蓝色，着虎皮，项挂50人头骨大念珠，戴五骷髅冠。身上有许多蛇，头顶以蛇束头发，脖子上有一条大花蛇直垂下来，这些装饰都是表示对龙王的降伏。他的6只手都持有物，中间两手置胸前，右腿屈，左腿伸，身后有火焰背光。

　　藏密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化现的大护法，可以加护向其祈求的众生，更能使食物经常丰足，能予贫困者以大福德。因此大黑天兼具有战斗神、厨房神、冢间神与福德神四种性格，受到藏族佛教徒的崇仰。

　　清代吴锡堂十八罗汉图轴

　　此画纵141厘米，横355厘米。图中描绘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或含睇若笑、或宁神沉思，其中以开心罗汉和双面罗汉最富有特点，在佛教人物绘画中十分罕见，笔墨淋漓酣畅，线条飘逸自然。

　　　清代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种子字曼荼罗经版

　　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是大佛寺现存佛经雕版中最具特点的经版之一。此版整体略呈方形，松木质地，长44cm，宽39cm,厚5cm，单面雕刻，文字分汉文楷体和梵文天城体两种。版面上沿处文字为“毗卢遮那佛大灌顶真言”，左右沿处为四句唱偈“真言梵语触尸骨，亡者即生佛净土；见佛闻法亲授记，远证无上大菩提”。下沿处文字为“此咒出大藏经”。版面中央有毗卢遮那佛梵文天城体种子字，围绕种子字周围的是呈顺时针方向、形如圆环的二十三个梵字组成的光明真言字轮。

　　明代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原为大佛寺卧佛殿卧佛腹内装脏之法物，寓意佛心心如明镜。描绘游园图：近景松树，一童子在树石间玩耍；右侧一房舍，内有二位官人端坐歇息，门前左侧三游客相视而行；中景水池，左侧一亭台，亭内窗口一人观景；远景山石树木，林中透出亭台楼阁。

　　明代的铜镜，其纹饰的特点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全国发现的众多明代铜镜，大多数为素面之上铸“长命富贵”“五子登科”“福寿双全”“状元及第”等吉祥用语的文字镜。张掖大佛寺所藏漆绘描金人物铜镜，做工精细、装饰华美，是明代铜镜中的经典之作。

　　明代双龙耳套环铜壶

　　此壶黄铜锻造，捶碟成形，高54厘米、口径17.2厘米、重12.4千克，高领撇口，溜肩鼓腹，喇叭形高圈足。唇口有两道凸弦，颈部一对螭龙耳，耳内套环，腹部一侧有錾刻铭文。铭文所记，此壶原供奉于大佛殿法坛，清初维修时作为装脏物置放卧佛腹内。作为明代铜壶的典型器物，其造型古朴庄重、工艺雅致精细，真实反映出明铜器制作的杰出工艺。

　　元代五股金刚杵

　　在密教中，金刚杵象征着摧灭烦恼之菩提心，为诸尊之持物或修法之道具。张掖大佛寺藏元代铜金刚杵，长17.5cm，重266.8克，质地黄铜，范铸工艺，两端粗圆，状似亚铃。整器造型清新流畅，小巧精美。

　　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此银币1970年出土于张掖大佛寺金塔殿基下舍利石函内，为波斯卑路斯王时期所铸，直径2.5—2.8CM，重量2.8—4.1克，边缘呈不规则圆形。银币正面为头戴王冠的卑路斯侧面王像，从银币所呈现的特点看，应为波斯卑路斯王B形币样式。

　　在丝路沿线地带，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及新疆等地共计出土40多处、总数量达1200多枚，其中张掖大佛寺出土6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的大量出土和广泛分布，真实反映出古代中国与波斯之间交流贸易的密切与频繁，同时也有力的证明了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承载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兴盛之路。

　　明代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

　　此铜印方形黄铜质，边长4cm，正面为錾刻九叠篆朱文："甘州左卫僧纲司印"，印背左侧刻有楷书"甘州左卫僧纲司之印"，右侧为制印时间："大明戊子年四月造"。

　　僧纲司为明代省一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明初，太祖朱元璋依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在北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各省僧纲司设都纲一人，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等。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甘肃镇设“甘州左卫僧纲司”。从印的级别反映出大佛寺在明代甘肃佛教事务管理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明代金银书《大般(bo)若波罗蜜多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600卷，唐玄奘译。作为大乘佛教基础理论，被尊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般若波罗蜜”的含义就是“通过智慧到达彼岸”。唐代曾被奉为“镇国之典”，后世诸类大藏经也多以此经为首部，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经籍之一。

　　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御赐《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运至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集地方名士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等尊谓，都用金泥加以重描。晦涩之字注通假字以便诵读。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存558卷，分六十函，每函五本，每本两卷，每函卷首扉页置精美的金线描曼荼罗画一幅。画幅宽61厘米，高28.5厘米，面积0.17平方米。画面以释迦牟尼坛城为中心，周围绘以十方众佛、菩萨、诸天、罗汉、神众等尊像，显密兼顾、佛道相杂，人物多达一百零八尊。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书法结体周正，字体俊美。以绫锦装帧，刺绣龙纹图案，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国内外仅见的孤品，已被确认为国宝级文物。其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见证，也是张掖先民聪明才智与艺术才华的充分展示，真实的反映了明代张掖佛教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明代金银书“五大部”经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号召当地信众，以金书《大般若经》为范本，捐资助造金书五大部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bo)涅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参与本次活动的人达300多人。

　　这五大部佛经经卷现存126卷，经文中“佛”“菩萨”等均用金粉书写，其它经文用银粉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每函首卷卷首用金银粉精绘《说法图》，且每函首卷以锦缎装帧。《涅槃经》首卷卷首用金银粉精绘释迦牟(mou)尼涅槃像及十大弟子举哀群像。万历造金书五大部从材质到工艺虽不如正统年间金书《大般若经》之精美，但同样属珍贵的镇寺法宝。

　　尼僧护经故事

　　五百多年以来，佛经同大佛寺的命运息息相关。世事变幻、风雨沧桑、天灾人祸、战乱兵燹，但寺中佛经却安然无恙。这里有不少百姓倾注的心血，也有无数僧尼留下的辛酸。明清以来，战火频仍。1941年，马步芳部队进驻大佛寺前，国民党张掖县党部书记长张声威与本寺妙显和尚商定，为使佛经免遭破坏，把重要经籍分装在十二个经橱中，封存于这座殿堂的夹墙内。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佛经最后的知情者为一尼僧，俗姓姚，法号“本觉”。本觉凭着对佛门坚贞的信仰，靠乞讨和扫树叶柴草以惨淡度日，顽强地活了下来，毅然肩负起保护佛经的重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本觉年事弥高、贫病交加，因破炕起火而被焚辞世。人们在拆除烧残的房子时，才发现完整的十二橱佛经。

　　一九九二年，著名佛学家、中国佛教协会长赵朴初对佛经尤其是金银书写经赞不绝口，连称其为“国粹”“国宝”。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四次到大佛寺，称赞佛经“不仅是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历史见证，而且是十分精美的书画作品”；并于一九九五年六月欣然命笔题词：“佛经及经橱、经版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又名《永乐北藏》。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御赐，主要颁赐全国名山大寺。藏经集佛教经、律、论之大成，共收经1621部，6361卷。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北藏》首部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达甘州，至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全部《北藏》赐经完毕，举行了承旨仪式。现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北藏》。

　　《北藏》佛经装帧、印刷考究，函套和经本上下掩面一般裱绫或绢， 封面以蓝绢为底，每卷卷首有扉画一幅，扉画中央绘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身着莲花图案袈裟。释迦牟尼佛两侧闻法僧众各32位，有菩萨、四大天王、天龙八部、十八罗汉。

　　《北藏》佛经在大佛寺的入藏，极大地丰富了大佛寺佛教文献的内容，满足了僧官、僧徒看念颂经的需要，对研究中国大藏经的历史和内容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大佛寺又一镇寺法宝。

　　明代永乐佛曲

　　佛曲源于印度，初称梵呗，是以短偈形式来赞颂佛、菩萨的颂歌。至唐代，佛曲已普遍流行。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便是张掖大佛寺保存的明代永乐佛曲。

　　大佛寺明代永乐佛曲，有大小本两种，内容完整，均为蓝绢包背装。大本名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 小本名为《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质地白宣，墨本楷体竖排版式，内容有明成祖《御制感应序》《神僧传序》、曼荼罗画、曲牌目录名称、曲牌正文和《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等。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曲牌目录分南曲、北曲，其中南曲122首，北曲222首，共计344首。佛曲收集之多，且以单行本流传的明永乐版佛曲仅张掖大佛寺留存，这对于研究我国明代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清佛经雕版

　　雕版工艺肇始于隋唐，明清时兴盛。作为一种佛教信仰的宣传媒介，它迎合了信众的精神需求，传达了民众对美满生活的祈盼与向往，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雕刻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张掖大佛寺藏795块明清佛经雕版，是反映明清大佛寺佛教文化传承交流的珍贵史物。

　　这些佛经雕版材质多以枣木、桃木、松木及梨木为主，平直厚重，木纹清晰。内容分《妙法莲花经》《金刚经》《药师经》《华严经》20种。版式有单面阳刻和双面阳刻两大类，文字为楷体，字形和行序皆反向。由于历史上频繁用墨刷印，多数雕版乌黑闪亮，字面工整。另藏雕刻佛经变图、佛本生图、说会图及真言符咒的木版画40余块。雕版中如《妙法莲华经》说法雕版，雕工精细华美，人物潇洒飘逸，可谓张掖清代佛经雕版中的经典之作。《药师经》五大菩萨雕版和《妙法莲花经》雕版，不仅真实反映了佛教慈悲救世的大乘思想，而且雕工之精妙、线条之柔畅，为馆藏佛经雕版中的艺术珍品。

　　土塔

　　土塔原名“弥陀千佛塔”，明代所建。喇嘛教式风格，砖土木结构，外表通体抹白灰，为甘州五行塔之一。最早相传“迦慑摩滕”骨灰就葬在塔下。1927年地震时顶部被毁，1986年根据原状维修恢复。全塔由塔座、塔身、塔刹3部分组成，总高33.37米，全塔建于边长23米的方形台基之上。主塔塔身覆钵形，上有一层须弥座，座四周各开5个小龛，每龛内各置一佛像，龛前各悬铜镜一面，座以上为十三重相轮，称十三天。塔上面是直径4米的木质圆盘，圆盘上中央置铜质宝瓶形塔刹，高约3米，重800公斤，圆盘边缘吊有36块铜质垂檐，每块垂檐下悬风铃一个。清风徐来，铃声叮咚，柳拂塔影，雀鸟围翔，置身其中，别有一番情趣。

　　张掖山西会馆

　　位于土塔北侧的山西会馆，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占地近2000平方米，是集山门、戏楼、观戏楼、钟鼓楼、牌坊、厢房、殿堂等为一体的祠堂型会馆建筑群。

　　会馆布局严谨，结构紧凑，以中线做轴，牌坊为隔，分前后院落。前院5间山门，宽12米，进深4.2米，屋顶为中间歇山与前后卷棚相结合的勾连搭，青瓦覆顶，雕脊作饰。山门正面为门楼，背面兼做戏台。两侧有砖砌八字墙，顶部为仿木叠涩结构，墙上分别镌刻“忠”“义”二字。

　　戏台建于山门通道之上，有前后台之分。前台后屏左右各辟一门，意取“将出”“相入”。戏台造型精巧，雕梁画栋，别具一格。山门以内，戏台两侧下建有南北对称的配殿各三间。南北两侧是观戏楼。观戏楼南北呼应，顶为一面坡，分上下两层，其上层壁面绘画清雅山水或花鸟图，并书有对联、诗文，共14幅。观戏楼前空地，既是山门向内通道，又可作观戏驻足之地。整个戏楼结构精妙，雕饰华美，单就其戏楼而言，全国存留不多。

　　牌坊两侧是南北对称的五间厢房，厢房后侧中间，是会馆建筑主殿——香厅。香厅面阔3间，卷棚殿顶，筒瓦满覆，雕梁画栋，勾檐翘角。厅内前后檐柱均作八角形，前檐门楣上雕二龙戏珠及花鸟、暗八仙、佛八宝等图案，坊、梁、柱上沥粉堆金，彩绘龙凤、山水及三国故事画，内容有“击鼓骂曹”“张飞呵断当阳桥”“三英战吕布”“桃园三结义”等。厅后主殿面阔3间，进深4间。大殿为勾连搭卷棚顶，前檐额坊上雕卷草花纹，殿角为砌砖方柱，上端砖雕花鸟草虫，走兽珍禽，刀法流畅圆融，形象惟妙生动。主殿之上，为歇山顶式后楼三间，名曰“三羲楼”，左右两山间装饰花卉云纹。

　　会馆是清代晋商“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的同乡聚会场所。它为繁荣张掖经济、开展商贸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是我国古代会馆建筑的典范，对于研究清代张掖商品经济流通、会馆建筑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塔殿

　　明正统六年（1441年）寺僧在此建禅堂时，挖出地宫及镇塔舍利等宝物共496件（块），太监王贵遂依唐风兴建了“万寿金塔殿”，置唐代金塔于殿顶，又添置舍利宝物计2058件贮于石函。再铸三世铜佛供殿中，故后世亦称“金塔殿”。明代万历至清代早期为弘仁寺雕刻、印刷佛经的场所，民国时期金塔殿被盗。“文革”期间古殿被毁。1970年在开挖防空洞时，金塔殿地宫石函被掘出，所贮宝物被民工哄抢一空，后经追缴，部分得以收回。现殿中陈列明正统年间铜铸的三世佛，2003年又新塑了迦叶、阿难、文殊、普贤及大佛寺始创人思能国师共五身像，绘有“思能创建卧佛寺”“正统皇帝赐真经”“佛本生故事”“菩萨救八难”等壁画。（图片由供稿单位提供）